今年，2014-2020年国家新城市化计划战略任务的实施进入关键时期。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国内驱动因素由旧驱动向新驱动的转变以及改革的关键时期，中国应如何促进新型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 11月15日，在国家发改委和清华大学的指导下，第四届中国新型城市化理论，政策与实践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今年论坛的主题是“面向中国现代化的新型城市化”。邀请政府和企业关注城市化的学者和前线工作者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
城镇化还有一些未解决的问题
“ 2019年将是建立新型城市化，深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一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祖才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过去的一年中取得了一些突破。随着城市人口在500万以下的城市户籍政策的不断放松，中小城市户籍的门槛基本较低，居留证制度得到全面实施，农业专业人士的公民化渠道已经进一步扩展。人口和经济在城市群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作为新的城市化主要形式的城市群轮廓越来越清晰。进一步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论坛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长治提到，在中国城市化率从31.91％上升到54.77％的期间，城市数量从668个减少到654个， 20万以下的人口仅占18％，这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发展方向相反。 “城市化率越来越高。应该有更多的城市，但中国正在萎缩。”他认为，一些特大城镇在管理权限和管理方式上不能满足县市的需求，其增长潜力无法得到有效释放。中国有235个城镇的人口超过10万人，有882个城镇的人口超过5万人。
清华大学施瓦茨曼学者学院院长薛兰表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然存在一些未解决的问题。首先，与发达国家伴随着工业化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缺乏动力。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通过农民工的机制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在工业化过程中带动城市化的发展。实际上，许多地方的城市化进程缺乏工业化的动力，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内部驱动机制。其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十分紧迫，发展目标往往超出正常，合理的速度，这必然会带来许多挑战。另外，每个城市的定位越来越完整。大城市是省市级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创新中心等。功能越多越好，但这实际上给实际操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薛岚认为，城市化最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当涉及到地方发展时，我们应该有勇气放弃而不是放弃一切。在某个历史阶段，我们应该明确主要战略目标。城市管理不应遵循最初的蔓延，而应着重于如何良好地管理现有城市。
大学建设是中国二三线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
“城市化可能导致人力资源和财富创造进一步集中化。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所有社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薛说。他说，到2030年，人工智能预计将为经济增加约15.7万亿美元，但分布会非常不均匀。中国将从人工智能的应用中受益最大。当我们仔细研究中国的回报时，我们发现不同地区可能受益的程度差异很大。因此，这完全有可能导致人力资源和财富创造的进一步集中。
